1976年10月6日清晨，中南海静得只剩枯叶落地的声响。“老杜，江青让你带相机到游泳池。”传话的小警卫压低嗓门，杜修贤嗯了一声，摸摸肩上那台磨得发亮的尼康，迈出了院门。 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又是一桩普通差事；对杜修贤，却像是空气里忽然多出一股异样的味道，可相机在手按天配资利息，他本能地只想把事情拍清楚。四小时后，江青被拘押，他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封存了一段历史的终点。
把时间拨回1940年代。12岁的杜修贤在陕北替地主扛活，14岁一口气翻过米脂的黄土梁，想闯条生路。没钱没字，他站在绥德“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门口踌躇，那位戴眼镜的青年问：“愿不愿意当勤务员？”少年几乎脱口而出“愿意”，也由此撞进了革命队伍。
延安的冬夜干冷，火盆噼啪作响，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临时教室里挂着一块白幕。1944年，吴印咸招摄影学员，杜修贤挤在最后一排，学光圈学冲洗，足足熬了三个月，才攒够第一次独立按快门的勇气。从战地到老区，他的底片塞满帆布包，报纸上一行小字“新华社延安电”，旁人翻过就忘，他却记得每张胶片的味道。
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到新华社，抬头一看已是1959年。第二年，组织让他去中南海给周恩来拍照。总理处事细密：摄影师不得抢镜，不得主动合影。规矩森严，他却乐在其中。十六年里跟随出访二十多个国家，可两人正经合影只有两张——一次是总理看他忙得团团转，笑着招手：“怎么没人给我和老杜来一张？”
1970年，他又被抽调给毛主席拍照。“五一”“十一”主席登城楼挥手，那是全国期盼的瞬间。为了抓正面，他把半个身子探出栏杆外，周恩来赶紧拽住他衣角：“掉下去怎么办？”他憨笑，快门仍稳，胶卷没有浪费一帧。同行总结他的两字绝技：手快、手稳。有人不服，和他比赛叼烟不弹灰，对方衣襟烧了洞，他那两寸长的烟灰却纹丝不动。
1972年尼克松访华，全国媒体盯死机场跑道。现场临时搭的阶梯离握手点二十米，尼克松伸手时还差三步，全场刚想喊“等等”，快门声已响。照片上，美国总统迫不及待的前探姿态与周恩来的从容沉着形成意味深长的对比。这一幕后来被西方媒体称为“外交摄影的教科书”。
江青对摄影也颇着迷。1964年国庆，她在天安门城楼上抓住杜修贤，讨教夜景焰火的拍法，他毫无保留地把经验掏出。那晚她的底片果真效果极佳。后来，钓鱼台荷花池畔、毛主席书房前，他都给江青留过影，彼此并无私交，只是各安本分。
再把时钟拨到1976年10月6日中午。拍完游泳池留影后，江青提议去景山摘苹果。她利索地爬上树，白底布鞋晃来晃去，摘下一颗红彤彤的大苹果冲镜头笑。杜修贤下意识按快门，没有人想到镜头里的轻松顷刻即止。回到中南海后四小时，专案组的车停在门口，那张苹果树下的照片成了江青最后的自由注脚。
负片洗出来，工作人员低声商量是否立刻封存，他摆摆手：“洗干净冲好，放档案柜，别动。”关于照片背后的故事，他从不多说。有人席间追问领导人私事，他脸一沉：“我只管照相，其他别问。”这种沉默与他按快门时的果断，像一体两面。
70岁那年，他正式把相机锁进柜子：“够了，这辈子照够了。”从此只抽烟喝小酒，偶尔翻翻旧底片。长年扛器材，左肩比右肩低一寸；用左眼取景，右眼视力远不如左眼；走路、放杯盖都几乎无声——这是中南海十六年的肌肉记忆，想改也改不了。
客厅三样东西最多：烟、酒、照片。熟人来，酒过三巡，他才会随手递一张小样：“今天你随便问，我随便答，可别拿出去乱说。”话虽玩笑，可真正涉及重大节点，他依旧守口如瓶。有人揶揄他太较真，他叹气：“照片是不会说谎的，但人会。”
2014年冬天，他的肺再也撑不住。医生建议住院，他摆手：“救急可以，折腾就算了。”家人拗不过，还是把他送进病房。昏睡间，他握住儿子的手，轻声说：“底片都归档了，放心。”那年深秋，他走得安静，没有告别仪式，只留下一柜子定格的岁月。
杜修贤这一生，按下快门的次数没人统计过。有人问他哪张最得意，他笑了笑：“得意什么？历史自己挑片子。”说完又点上一支烟，烟灰依旧一寸多没掉。
亿腾证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热点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