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3月的一个阴雨天,国务院大院里传出一纸调令,孙健离开熟悉的办公室,直奔天津第三机械厂报到。文件措辞冷静:“停职检查理财配资平台,参加劳动锻炼”。就在这短短二十多个字里,他从副总理重新变成了一名翻砂工。多年相识的工作人员不敢多问,目送他走进吉普车,车灯映在雨里,显得有些苍白。
傍晚时分,孙健获准回家取行李。他推开家门,妻子正低头给孩子补衣服,一抬头就红了眼眶。屋里静得只能听见煤油灯“嗤嗤”作响。孙健放下提包,轻声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短短一句,把家里所有的慌乱压住了。对话就此打住,再没多余的煽情。

从天津郊外厂区再度穿上蓝色工作服时,他已五十二岁。熟悉的铁水味扑面而来,炉火映在脸上,皱纹里渗出细汗。有人认出了这位昔日领导,小声嘀咕:“堂堂副总理,怎么就来了咱车间?”孙健听得清楚,却只笑笑:“先把型砂拍实,别起气孔。”一句行话,打消了工友心里的距离。
翻出这段履历,时间要拨回到1951年。那年,他十九岁,端着搪瓷饭缸进内燃机厂当学徒。白天学配比,晚上钻车间,七年没挪过岗位。极普通,却也极顽强。厂里老工人回忆,这小子一双手掌长满老茧,拿砂锹的姿势板正得像尺子。靠着这股子死劲儿,他当上了车间主任,又破格成为厂党委书记。
1966年风向突变,出身“好”、脾气倔、懂生产的干部成了香饽饽。他被推上天津市委常委,随后进入北京市革委会会议现场列席。周总理一次到天津暗访,听他脱稿汇报产销数据,对比三份底稿误差不到百元,当场点名:“年轻,脑子清楚。”于是,一张写着“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的名单悄悄递到大会堂二楼。

1975年前后,他成了国务院最“接地气”的副总理。自己种菜、自己修车,连出差也拎帆布包。谷牧见他一人忙活,劝道:“把家属接来吧,副总理宿舍空着。”孙健笑着摆手:“我还在当学徒,学徒不准带家属。”听得谷牧哭笑不得。
可人算终归拗不过时代暗流。1978年,中央开始整顿。有人翻旧账,说他“未按指示处理某厂资产”“对新经济政策缺乏批判”。问题掺杂真伪,但组织决定先让他回炉。就这样,简历上一道漂亮的上升曲线戛然而止。
初到机械厂,他被安排在最辛苦的熔炼班。三班倒,穿棉袄也挡不住炉膛热浪。旁人以为他受不了,其实睡眠反而稳了,“哐当”躺下就打呼。有人问他心态,他边磨锤把边侃:“脑袋拴裤腰带干过活,这点苦算啥?”

不过,副总理终归见过大风大浪。很快,他发现厂里产品积压,仓库生锈一片。靠着那套吃透数字、精准测算的本事,他跑遍沿海十几座港口,帮厂里揽来外贸活儿:旧汽轮机翻新、出口配套铸件。签第一份合同时,他用并不熟练的英语跟外商讲交货期,对方愣神后竖起大拇指:“hardworking Chinese”。消息传回车间,工人们议论爆棚:“这才是真正的干部。”
工资却始终按八级工标准领,每月七十八元四角五分。孙健坚持从家带冷馒头、咸菜,理由很直白:“工人吃啥我吃啥,方便。”偶尔有人给他塞补贴,他笑着揣进兜里,下班悄悄充进“困难职工互助金”。厂里老人算过账,三年下来他至少贴出去两千多元,够在市内买半套房。
1982年,机械厂扩建新厂房,剪彩那天锣鼓声震耳。厂长把功劳推给孙健,他只说一句:“是政策松了,是工人拧成一股绳。”掌声里,他把剪刀递回后勤,转身拍了拍炉台。那一幕,比任何奖状更有分量。

有人为他惋惜:副总理再难回中央了吧?答案无人能给。但静静摆在眼前的,是一排崭新的砂型生产线,是几百名工人稳定的饭碗。孙健最在意的,或许正是这些具体的、热气腾腾的好处。
十七年的沉浮写满一张脸,也砸在一双掌心。命运起落谁说得清?可炉火、型砂、产值指标这些“硬茬子”,在他手里从没出过岔子。要说得失,旁人见仁见智;要论担当,大伙心照不宣。1978年那场阴雨,终究只是一块短暂的积水,而滚烫的铁水仍在夜色里哗啦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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